小贩的日与夜:再难我也要在城市里待下去

2020-09-15 0

  70岁的摊贩王天成看到城管派出大批人马来执法,测量自己占道经营的地摊面积,愤而把自卖的西瓜往地上一摔,冲上前去大声叫骂,往能够得着的城管脸上吐口水,追着正摄像的城管干部就要打,几个人都拉不住他。配上中国鼓的轻快鼓点,这成为了颇为诙谐的一幕,让整个影院哄堂大笑。

  8月28日,纪录片导演陈为军拍摄的《城市梦》在全国上映。与他曾经拍摄的入围了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单元的《请为我投票》,以及在豆瓣评分9.5的《生门》一样,他仍然用无干涉跟拍,无解说旁白的方式,将他观察到的社会问题、人生百态蕴藏在影片中。这一次,他的镜头聚焦在中国因快速城市化而产生的城管难题上。

  “中国改革开放40年,有超过2亿的农民工涌入城市,他们建了高楼大厦,支撑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,我们不应该把他们隔离在城市主流人群之外,他们做了40年的‘城市梦’,城市要给他们一个说法。”陈为军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。

  正是为了这场“城市梦”,王天成和城管们展开了一场场激烈的“对抗”,这些对抗使影片自始至终带着喜感,但笑过之后,又不免让人感到痛和伤。患有脑梗的王天成已经70岁,妻子是癌症晚期患者,儿子是失去右手的残疾人,为了保住一家五口人赖以生存的营生,王天成拼着老迈的身体张牙舞爪地去“战斗”,叫喊着“我老头子不畏死”。他的儿子王兆阳说,老头为了保护他们,像个不畏“强敌”的老母鸡。

  所谓的“强敌”们也是为了“城市梦”,正如洪山区城管局二中队队长胡毅峰常念叨的:“城市要发展,武汉要当大城市。”在这场拉锯战中,似乎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强者,就像并非只有黑与白的现实生活,一切复杂而难断。

  “生活是最好的编剧”

  《城市梦》的构思始于2014年,《生门》的拍摄接近尾声,制片人戴年文和陈为军商量着开始寻找下一个拍摄题材。那一年,武汉城管在经过3年的“城管革命”后,“鲜花执法”“举牌执法”等“柔性执法”方式经常被媒体报道。在武汉,城管似乎不再是“人间烟火气”的反面。

  摄制组感到这是个很好的切口,大量人口突然涌入城市,城市该如何管理?发生矛盾似乎是必然,但矛盾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?“武汉城管的改革说明他们具有开放的思想,有接受拍摄的可能性。” 戴年文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。

  协商的过程非常顺畅,时任武汉市城管委主任干小明同意拍摄,经过武汉电视台的帮助,最终摄制组将武汉市洪山区城管局二中队选定为拍摄主体。当时,正赶上洪山区鲁磨路按照城市规划需要彻底清理所有沿街摊贩,自然成了最佳拍摄地点。戴年文说:“发现老王也一点不费劲,老王是那条街上的名人,是最大的钉子户,简直是地摊王。”

  王天成一家从河南农村到武汉谋生已经14年,日子最艰难时受到城管的帮助,以鲁磨路一个报刊亭为落脚点开始了地摊生涯。从最开始的打火机、鞋垫,逐渐发展成集水果、日用杂货、服装鞋帽为一体的综合型地摊,面积自然远超报刊亭的范围,占据了大片人行路,附近的店铺也学着纷纷出店占道经营。凭借与城管多年的“斗争经验”,王天成成了摊贩中的“领军人物”。如果不拿下王天成,鲁磨路的清理就无从谈起。

  摄制组将拍摄团队分成两组,一台摄像机跟拍城管,另一台跟拍王天成一家,每天跟拍从清晨直至深夜,拍摄了一年时间。

  在影片中,王天成的对策就是蛮横,利用自己的高龄和家人的病残做筹码。城管的方式是“智取”,派出“便衣”以北大青鸟招生作为掩护“埋伏”在王天成的摊位边,估算水果摊的实际收入,开大小会研究如何做通王天成一家的工作。

  明知镜头在拍摄自己,人能多大程度表露生活中的真实?有人担心无论是王天成的“横”还是城管的“忍”,会不会都掺杂了“演”的成分?

  制片人戴年文认为,如果片子中城管的忍耐和包容是演,“那么王天成一家在摄制组没有跟拍的那十几年,是怎么生存下来的呢?又是怎么把摊子壮大成现在这样?”至于王天成,戴年文说:“用老百姓的话就是‘人来疯’,围观的人多他闹得更厉害,这是他的性格。”

  导演陈为军知道,有些人拍摄纪录片会用一种更“聪明”的方式,一个月或是一个季度去跟拍几天,连续去几个月或几个季度,也可以说片子拍了一年或几年,但他不喜欢这样,他用的是最“笨”的方法,实实在在地日日跟拍,不做任何预设,没有任何干预。“人可以演一天或几天,但不可能天天演”,他相信这种“笨”办法得到的是拍摄对象最真实的状态。

  “如果每次只拍3、5、10天,那拍出来的是导演制造的故事,得通过写稿子写解说词去圆,甚至需要被拍摄对象去演,去走位。只有和拍摄对象生活在一个水平线上,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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